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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法治視野下的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論文關鍵詞] 現代法治 傳統法律文化 禮治 法治
[論文摘要] 傳統法律文化是現代法治的邏輯出發點和文化資源。作為人類歷史的沉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其固有的邏輯進程和自身延續性的道德價值觀和秩序準則。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律文化必須對傳統法律文化進行揚棄。
一、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觀念
法律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文化系統中體現出來的有關法的普遍的社會態度和社會價值。其表現為人們對法律性質的熟悉,對法律價值的評斷,以及對法律在社會系統中的地位的理解。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是在儒家文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有其固有邏輯進程的道德價值觀和秩序準則。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1.夏、商、西周的“禮治”時期,此時法作為“禮治”體系的組成部分而存在;2.年齡至秦的“法治”時期,此為“禮治”衰敗而“法治”興起的時期;3.漢以后的禮法結合時期,此為以法為制,以“禮”為魂的時期。在“禮治”時期,法僅為“禮治”體系的一個部分。在“法治”時期,法作為新型的制度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法從“禮治”的體系中獨立出來,與“禮治”分庭抗禮,形成了“法治”與“禮治”、“法治”與德治、“法治”與人治之爭。漢中期以后的“禮治”復興,并非對三代“禮治”的復辟,而是在總結了三代“禮治”和秦朝“法治”的基礎上找到了“禮”與法的最佳結合點,即以“禮”作為法的精神或靈魂,以法體現“禮”所提倡的人倫道德,就是所謂的“禮”法融合。[1](P110)從法律制度層面上看,傳統中國法以國家利益為本位,以君權為核心;從法律情感層面上看,懼法、“無訟”是其鮮明特點。
現代法治以法律至上、保障人權、贏得民心、制約權力和司法職能獨立為核心內涵。其要求社會中所有的人都按照代表公眾意志的法律制度來處理社會關系,以及法律應留意限制統治者的權力。可見,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沖突是顯而易見的。如:(1)“人治”傳統與“法治”要求的沖突;(2)特權觀念與“同等”原則的沖突;(3)“德主刑輔”與“法律至上”的沖突;(4)重“信”輕法與契約意識的沖突;(5)重“刑”輕“民”與“刑民”并重的沖突;(6)消極避罪觀念與積極遵法精神的沖突;(7)“義務為本”與“權利本位”法律觀的沖突;(8)“非訟”觀念與公斷意識的沖突。[2](P59-62)
二、現代法治的邏輯出發點
現代法治與法律文化的聯結點來自于法律文化對法律制度的社會性功能,它塑造著一種普遍的社會精神,從而對附著在社會特征上的法律制度的演進和發展發揮主導性、支配性的影響。現代法治要求“法”必須既能滿足人的主體需要、權利、尊嚴、自由,又能契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法律是文明的產物,是文化的因素,法律除了由經濟決定,受政治影響外,還來自文化的遺傳。源于文化本身的延續性,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具有不容置疑的相容性。“作為制度的現代法治并非是從變法或移植中得來的,而是從傳統法律文化的精神中演化來的。”[3](P17)現代法治的邏輯出發點是從對傳統法律文化的解讀開始的。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其作為人類歷史的沉淀有其自身的延續性與繼續性,其“不僅是歷史地存在的過往,而且是歷史存在的現在,它在一定歷史時代可以達到高峰,也影響著后代的制度模式、風格和習俗。具有不可被排除或消滅的頑強生命力。”[4](P310)西方的憲政精神也盡非近代之物,只是到了近代才有了實踐意義罷了。早在公元前12世紀,古希臘人由于多利亞人的南侵而***跨海遷徙。“跨海遷徙的第一個明顯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由于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的血族關系。”[5](P130)因而在跨海遷徙的航行中,古希臘人幸運地把人身依附關系拋進了大海,而散布在愛琴海上的若干城邦則為海上貿易的發展提供了良機。一方面是獲得了獨立人格的生產者地位,一方面則開辟了廣闊的商品市場,古希臘社會開始步進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社會政治結構。平民依靠其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向貴族要求更多的權利和自由,城邦***制就在平民與貴族的斗爭與妥協中逐步建立起來。平民政治把字面上的同等和自由變成了實際上的***制,把少數公民的***制變玉成體公民的***制。這就是憲政精神的最初體現。[6](P383)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的相容是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缺乏世代相傳的民族法律文化心理的支持與認同,無論現行社會秩序受到現行法律規則的怎樣強化,也是脆弱的不穩固的。”[7](P355)
“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并不是為所欲為地創造,并不是在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往繼續下來的條件下的創造”[8](P603),“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就沒有現代的歐洲”[9](P220)。現代化是人類發展的必然選擇,但通向現代化的途徑卻會因歷史文化、地理環境、國民性等種種條件的不同而相異,“西方法制的現代化,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個別現象,而是具有世界化的趨向,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進程。法現代化并非西方文明獨占品,它在每個國家總會有自己民族的特點。法現代化是一個復雜的變革過程,在不同的民族、國家和地區,這一進程的動因、表征及后果是各不相同的。法現代化進程的多樣性是一個客觀性的定在,在這種多樣性的背后,凝聚著各個國度法律文化發展的固有邏輯。”[10](P301-302)近代日本的成功,說到底乃是文化的成功,是文化融合的成功,即引進的西方法律文化與日本的法律傳統找到了契合點。單純的法律移植若不能與本國的實際相結合、扎根于本國社會的文化土壤,往往難以達到理想狀態。“中國法治之路必須利用本土的資源,注重本土法律文化的傳統和實際。”[11](P6)“法律條文與制度的滲透類似于貿易商品的進口。進口可能損害民族經濟,但是,在評價這種不平衡時還要與閉關自守很可能帶來的匱乏相比照,況且這種不平衡可能是臨時性的。”[12](P14)對傳統法律文化的揚棄能夠降低法現代化進程的本錢。
三、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思想精華
1.“禮治”主義的法律原則
“禮治”始于殷商,盛行于西周。“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13]。“禮”的實施以國家的強制力為后盾,“禮之所往,刑之所取,失禮則進刑,相為表里者也。”[14]國家的典章制度也以“禮”為核心。“禮”起著“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5]的“法”的作用,而涉及的范圍卻比“法”廣泛得多。“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未定;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奠、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16]“禮”與法的同一,構成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兩大基本要素。法律在治國方略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但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7]用政治來教化人民,用刑罰來治理人民,這樣做,人民只想到如何免于刑罰,不會想到是不是可恥;用德行來教化人民,用禮來治理人民,人民不但遵法知恥而且能改過向善。現代法治建設應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禮治”主義精神中吸取營養,借助法、德功能上的互補,法、德結合,規范社會,維護秩序。
2.“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
年齡以后,中國出現了“法治”思想。以李悝、商鞅和韓非為代表的法家提出“以法治國”的口號,夸***的重要作用;主張有法必依、賞罰分明;倡導富國強兵。在“法治”精神指導下,統治者極端重視法制建設,天下事無大小皆決于法,出現了律、程、課、式等相對穩定的法律規范和“制”、“詔”、法律答問、廷行事等相對靈活的法律規范。盡治理論界普遍以為法家的“法治”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相往甚遠,充其量不過是“法治”的萌芽,但其“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法律思想卻是難能可貴的。“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有功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18]固然,這里的“刑無等級”有一定局限性,未包括君主,這是由于當時君主獨裁政體決定的,但法家能在封建不同等的制度下提出這一進步思想也是不輕易的。法家以為法具有普適性,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19]。法律不左袒有權勢的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20]。除體現為“刑”的法律,還有大量制度化的“禮”,從“周公制禮”到唐律的“一準乎禮”,這種“法貴遵守”、“刑無等級”的思想是極具現代價值的。 3.以“和”為貴的法律價值選擇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21]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解決糾紛以“和”為最高價值選擇。禮的運用,貴在能和。先王傳下來的道,以禮為最美好,不論小事大事都是由此而行。“和”的價值追求即是追求人與自然的***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反映在糾紛的解決上,就是雙方在自愿的基礎上互作讓步求得糾紛妥善解決的一種機制。這種解決糾紛的“和”的思想是當今法治實踐中不可多得的歷史聰明。今天的調解制度正是傳統法律文化解決糾紛“和”的思想的積淀,其既降低了當事人的訴訟本錢,也降低了法院的司法本錢,符合司法效益的原則。從我國司法體制的架構來看,調解在基層法院承擔著盡大多數民間糾紛解決的職能。
因而,在中國法治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必須對人類歷史經驗進行總結,挖掘傳統法律文化中的倫理精神,辯證地詮釋其思想精華,公道地吸取其精神內核,并對其進行充實與超越,終極確立我國現代法治的倫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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