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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改革的評價及思考
近年來,特別是往年以來,國有改革轉進了重點推進、著力突進階段。改革是理性的、謹慎的,表現為有計劃有步聚地以多項試點為先導,其中尤以建立企業制度的百戶試點引人注目。改革的實踐將直接關乎多少年來一直處于我國體制改革中心環節的國有企業到底將迎來一種怎樣的狀態和遠景,其所涉之廣,決定了難度之大。好在大勢已趨,沒有退路,在黨中心、國務院的精心部署下以及有關方面的協同努力下,終究已在行動維艱中獲得了新的進展。但是,幾乎與此同時,國有企業的整體狀況則相當嚴重,不容樂觀。突出的是近年來盈利水平下降,虧損擾人。特別是今年一季度國有企業首次出現凈虧損。5月份以來,情況有所好轉,二季度實現利潤69.2億元,七、八月份分別實現利潤15.2和35.1億元,下滑趨勢得到遏制,但還是經濟工作中的突出題目。1-8月累計,全國6.89萬戶國有產業企業中盈利的只有3.74萬戶,盈利額688億元,同比上升49.6%;有3.15萬戶虧損,虧損額602.6億元,同比上升46.9%;盈虧相抵后僅盈利85.4億元,同比下降79.6。值得留意的是,上海、廣東等效益好的沿海地區,盈利水平也在下降,虧損企業虧損額大幅度增加。,全國有7%左右的國有產業企業長期處于停產半停產的狀態,涉及職工約750萬人,有近2000萬名職工在虧損企業中工作。不少國有企業目前已困難到不能正常支付職工工資。對此,有發議論者便問:國有企業怎么越改革越困難了?不少了也對此感到困惑或擔憂。
這實際上涉及對國有企業改革的評價題目。為了集中精力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謝盡”爭論,但是似應答應議論。國有企業改革既然是一項事關重大、事關全的系統工程,要引起各方人士留意,而平心靜氣地給出一些,則有助于進一步認清題目,把握本質,以形成共叫。
首先,評價改革不僅要看它解決了什么,有時更為關鍵的是還要看它揭示了什么,提出了什么。
從事物的連續性看,暴露題目并不是壞事,相反,它恰正是事物運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特定階級的改革當然要解決一些特定的題目,但在實際運行中也應同時負有揭示和提出新矛盾、新題目(甚至困難)的任務,為下一步改革方向、目標和步聚的明朗化、清楚化提供預備。這應當是我們評價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要基點。
應該說,國有企業從總體看確實面臨著很多困難,虧損僅僅是其中的嚴重表現之一,要緊的是在諸多困難背后總交錯纏繞著一些更深層次的矛盾和題目。而改革,在我看來,每前進一步,都更深地觸及一些矛盾和題目,因此,及時地正確地揭示新的矛盾和題目(甚至困難),本身就應看作是改革成果的階段性體現。
縱觀改革歷程,從1978年開始,搞活國有企業就一直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著力點或熱門、重點之一。開始是擴權讓利,后來搞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簡稱承包制),都試圖增強國有企業活力,改善國有企業整體經濟效益不佳的狀況。這些在特定時期推出的不同改革措施,無疑都有相當收效,以致到90年代初期承包制也仍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形式。然而,這些改革措施固然體現了特色的“漸進性”,但與其相伴而生的歷史局限性,隨著改革自身的深進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又要求有新的突破。比如擴權讓利,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進步了國有企業完成國家計劃和增產增收的積極性,進步了企業意識和盈利意識,但企業行為缺少有效的約束,生產增長主要依靠投進增加,這反映到宏觀上,就是財政赤字增加和通貨膨脹日趨嚴重,以致運行到一定時候便難以為繼,無法再運行下往。于是,就產生了承包制的思路。而承包制,固然比放權讓利更調動企業經營治理的積極性,但由于本質上仍然屬于傳統計劃經濟框架沒有大動條件下的行政性分權,因而隨之又顯現出另外一系列非常突出的矛盾和題目,主要是三個“不相適應”:一、對經濟效益的相對穩定要求,與市場經濟的多變性、波動性不相適應的;二、它的“一戶一定”方式造成機會不均等,與市場經濟的公平競爭要求不相適應;三、它對當前利益、短期發展的較大熱情和傾斜,與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逐漸融合、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新形勢對企業提出加快技術進步、進步產品檔次和質量、增強發展后勁、注重長遠利益的迫切要求不相適應。這三個“不相適應”比較典型地反映出80年代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實際上尚我足夠強烈的“機制、體制、所有制”三方面的改革份量,因此,當進進90年代,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體制的思路逐步理清并確定之后,就必然要對國有企業改革作出新的探索。從《全民所有制產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的發布實施,到組建56個大型企業團體的試點,特別是以1993年11月中共中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題目的決定》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要求為標志,表明國有企業改革已從注重既有利益格式表層緩解的政策調整轉進帶有質變性根本意義的制度創新階段,即朝著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理順產權關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邁進。可見,國有企業改革是在不斷揭示矛盾、提出題目中逐步深化的。它的每一步推進和深化,從一定角度說,都是在前期改革“失效”后其經驗的基礎上實現的。改革的自然職責,一方面總是針對特定時期的特定矛盾和題目而發;另一方面幾乎同時又醞釀著發現和揭示新的矛盾和題目。改革是一片陽光,只有在它的照耀下,很多題目才凸現出來,引起療救的留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功績。改革把原本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成題目的題目(比如虧損、壓庫等),醒目地突出出來,警示于人,這就是它最大的“功”、最大的效能之一,由于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地深化人們對國有企業歷史與現狀、困難與希看的正確熟悉。
其次,虧損背后的深刻體制、機制原因只能說明更需要深化改革。企業虧損同作為當前的突出題目,當然無可回避,但是,即使如此,它也從自身的特定意義上揭示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緊迫性,而不是相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有盈有虧,甚至有生有死(優越劣汰),照理是企業經營活動的正常反映或結果。我們的題目在于:近年來,國有企業作為改革成要的主要承擔者,新創造價值通過多種渠道大量流出,其中很大部分轉為稅、息、費和各種基金,造成效益轉移,利潤減少,甚至虧損。比如僅發電用煤、電力、油品(包括原理、重油)和鐵路貨運調價,今年全國國有產業企業就需消化增支減利因素360億元左右,其中一季度約50億元,大大高于同期全國國有產業企業凈虧的34.1億元。又如往年7月1日起貸款利率進步1.08個百分點,使得今年一季度全國國有產業企業由此就多付利息30多億元。這些在客觀上都加劇著企業困難,使之難以改善其財務狀況,削弱了競爭能力和發展后勁。
很顯然,外部環境的趨緊變化是造成近期國有企業虧損擴大的直接原因。但是,其最深層原因還是由于根深蒂固、由來已久的“大鍋飯”、“鐵飯碗”體制的深刻,為數眾多的國有企業在進進市場過程中,相對于近些年新建立的非國有企業,已明顯表現出結構不公道、集約化程度低、市場競爭力低下等體制以及機制方面的根本缺陷。其虧損或虧損擴大的主要根源恐怕正在于此。而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的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力圖解決的也正是這些體制以及機制方面的根本缺陷。比如資不抵債的企業長期依靠政府或銀行給錢“安定團結”,該破產的不破產,該吞并的不吞并,缺乏促其奮進的體制保障和優越劣汰的機制動力,終極豈有不虧損或擴大虧損之理?又如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曾經盲目興辦或重復建設了很多缺乏競爭力、沒有規模經濟效益的國有小企業。而目前國有企業的虧損恰恰就主要集中在國有小企業,假如不更多地運用符合市場經濟的和手段,讓國有小企業在放開放活中找出路、求發展,其大面積虧損的不良局面怎能改變?可見,要遏制虧損擴大勢頭、減少虧損或長期虧損,回根到底還是深化改革,加速戰略性結構調整和改組。但是,缺陷的由來既然是積之日久的,那么,要觸動它、改變它就不能指看一揮而就。歷史積累的題目,只能在一個相應的歷史過程中往解決。因此,對待改革,我們應當多一點歷史過程論的觀點,操之過急和久拖未定一樣,都于事無補。
再則,作為近期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頭戲”、“主旋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先行試點很有進展,是行之有效的。對它的評價也要重事實、重發展。
按照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目標,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選擇百戶企業先行試點,改革的探索意向和實踐意向是顯而易見的。盡管試點是在有關條件尚未充分具備、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滯后、宏觀經濟環境趨緊、整個國有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經濟環境都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的嚴重形勢下開始的,但是,究竟已經啟動,而且進展正在加快。百戶試點企業大多已形成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框架;一些長期困擾國有企業的重點、難點題目,如債務負擔過重、富余職員多、企業辦社會等,在試點企業中開始探索各種解決方案;很多試點企業堅持“三改一加強”,通過綜合治理,逐步適應市場,在市場經濟體制的形成過程中正日益成熟起來。改革需要本錢,但令人鼓舞的是,百戶試點企業的改革不僅未給企業加重困難,相反,還直接促進了經濟效益的進步。據統計,1995年百戶試點企業銷售收進2343.4億元,比上年增長11.67%;實現利潤129.4億元,比上年增長12.6%。在全國預算內國有產業企業實現利潤比上年下降20%還多的嚴重情況下,百戶試點企業則呈扶搖直上之勢,這說明試點是有基礎、有成效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有希看給國有企業帶來新的生機的。我們沒有理由和根據消極悲觀。那種因國有企業當前面臨著一些困難就不知所措,甚至回咎于改革,以為“越改革越困難”的看法和情緒是有失偏頗的。國有企業改革越深進,難度可能越大,這是事實,但并不能據此就以為給企業造成的困難也越大。而百戶試點企業獲得的初步成效以及其它試點(“優化資本結構”試點城市等)的穩步推進,或許就是對眼下國有企業改革的一種最切合實際的肯定與評價。
正確評價國有改革,根本目的是為了更深進地思考并進一步推進改革。評價本身也是思考。10多年來,伴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我國宏觀環境已發生和正在發生著一系列重大變化。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機制,從短缺經濟轉向供需平衡,從高關稅保護轉向與世界經濟的大幅度交叉和融合,加之由于在改革開放催動下企業潛伏能量的開釋、多年沉積弊真個浮現以及改革進程中所出現的各種新矛盾和新的交織,使得國有企業在面臨尖銳挑戰中,不可避免地在總體上明顯具有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獨特性或獨占特點。比如:國有經濟仍占盡對上風,但比重有所下降;國有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較快,但運行質量不高;國有企業處于日益激烈的分化、動蕩之中,但正孕育著優化結構和格式;特別是公有制與市場經濟如何結合,作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一個異常尖銳的困難,更使我們面臨著考驗。從近期建立企業制度的試點實踐和其它配套改革的到位情況看,可以說,在世界范圍內前無先例的條件下,要創造性地實現國有企業的成功改革,是極其任重道遠的。但是,無論如何,改革決不是造成企業困難的根源,恰恰相反,是促進企業興盛或轉危解困的最根本出路,對此,我們必須堅定信念,堅韌不拔地推進改革。為了取得更多的實質性進展,今后一個時期內,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在狠抓落實、加快突破上形成協力,從宏觀把握方面考慮,似應充分留意或特別留意以下幾點:
一?要加強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運行的特殊形態和功能,分辨其與一般市場經濟和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國有企業運行的異與同。這有助于我們更加清醒、冷靜地把握和發揮國有企業在現實中國社會的應有地位和作用,更加腳踏實地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同時,也要認真分辨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比較上風。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的性質差別決定了它們履行的責任不同,其功能和作用也不同。試圖完全套用或引人非國有企業的運行辦法,用單一的經濟效益指標來考核和評定國有企業的優劣成敗,是不明智的。改革肯定能完善國有企業,但不能理想化、萬能化,背離客觀往強求國有企業盡善盡美、“占盡風騷”。無認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都沒有全面上風而只有比較上風,都必須從屬于搞好整個國民經濟的全局需要。因此,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實施有進有退的戰略選擇,改變以往國有資產覆蓋過寬、“寸土不讓”的僵化局面,在有些不必由國家經營的行業和領域有步驟地實行“適當的退出”,集中資金搞好非國有企業不宜或一時無力時進的“命根子”、“基礎”和“高精尖”等行業和領域,應當看作是戰略性改組的重要。也就是說,國有企業改革的著眼點不僅不應是搞活每一個國有企業,而且也不能只是搞活整個國有經濟,其戰略基點應當是面向整個國民經濟、面向整個產業和行業調整的。這是我們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中必須真正具備的全局觀念和宏觀意識。
二?要著力于機制創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從制度創新的角度實現企業機制轉換的根本性措施。試點企業應當著重在新機制的系列配套、全面建設方面開掘和確立改革的示范效應。就回屬而言,國有企業的終極所有者從來都是明確的。所謂“產權清楚”主要是指企業中的每一部分經營性國有資本都要落實明確的投資主體,并承擔相應的經營責任。因此,通過公司治理結構,所有者代表進進企業,最重要的是必須健全由企業內權力機構、決策機構、監視機構和執行機構形成的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相互激勵又相互制衡的新機制。同時,要逐步從主要依靠政府指導實現的吞并破產過渡到建立真正的優越劣汰機制,在企業內部還要形成促進治理創新和技術創新的動力機制以及企業用工能出能進機制、擇優競爭上崗機制等。機制不全不活,企業的經營治理不可能真正適應“兩個根本性轉變”的需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成果也必然難以終極體現。因此,建立健全新機制,應當成為試點企業在基本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框架之后的一項很實在、很需有突破性動作的關鍵任務和重要探索。
三?要加快建立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新型關系。10多年改革的艱苦探索和逐步推進,從一定意義上說,就是要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來重新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不同職能,改變“政企不分”,構筑新型關系。以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大弊端是計劃一直管到企業,其結果一是把企業管得太死,窒息自主的生機;二是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政府機構。隨著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工作的深進,加大轉變政府職能的力度迫在眉睫。政府職能轉變的疾除好壞直接關系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密切相關的各項配套改革能否切實到位,對進進制度創新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具有休戚與共的決定性影響。在以往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政府大體是以改革的主體(即提出者和組織者)發揮作用的。前期改革憑借放權讓利等政策性推進,一些較淺層次的題目輕易解決,靠政府的組織推動一般都可奏效。但新一輪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則越來越受制于政企分開等深層次題目,觸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調整和重組題目。由于直接牽涉政府的部分利益,牽涉機構精簡和職員安置等,政府在仍應是改革一如既往的動力的同時,也不可回避地成了改革的對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試點啟動伊始,之所以行動艱難、困難重重,根本癥結恐怕就在這里;現在進展加快,也與這方面題目的某些突破有因果關聯。有的廠長經理說:“現在給企業幫忙的部分未幾,要企業幫忙的部分卻不少。”政府職能轉變滯后,必然造成若干與企業改革密切相關的配套改革也相對滯后,從而嚴重制約企業改革的步伐。例如,國有資產治理體制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跟不上,企業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就難以明確投資主體,真正做到政企分開;社會保障體系改革跟不上,勞動力市場發育不充分,企業就無法有效地分流富余職員;體制改革和資本市場培育跟不上,企業就很難拓寬融資渠道、優化資本結構以及減輕債務負擔;財政體系中缺乏穩定、規范的本錢支付渠道,有些改革措施就難以出臺。由此亦可看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盡不是一兩個部分的具體業務,而是一項綜合性、配套性很強的改革。它急切地呼喚良好外部環境的創造,要求政府職能的轉變與之相對應、合拍或同步。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企業制度真正建立起來之日,亦應是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新型政府機構和職能確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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