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平民教育運動的教育價值

論平民教育運動的教育價值

摘  要：民國時期，晏陽初、陶行知等教育家發起了平民教育運動。雖然他們走上平民教育事業的道路不一樣，但他們的平民教育實踐和精神的根本之處是相同的，即把教育作為人生價值的訴求方式；采取科學務實的教育實踐態度；充分利用農村環境作為教育資源；以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為教育原則。總之，他們的教育思想和實踐對我們當代教育活動具有重要的啟示。
關鍵詞：平民教育運動；晏陽初；陶行知；教育價值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晏陽初、陶行知等知識分子發起平民教育運動，以求改變中國貧弱和愚昧狀況。雖然他們的教育思想和方式有所差別，但他們期望并相信通過新的教育能夠造就新國民、造就新中國的目的，因而體現出了相似的特點。總之，他們的平民（鄉村）教育思想和實踐是具有豐富的教育價值的。
        一、把教育作為人生價值的訴求方式
        鄉村教育運動家雖然個人生活經歷不一，但他們都熱情投入鄉村教育運動中，并將此作為人生價值的訴求方式。
        晏陽初自幼學習傳統文化，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響。1918年6月初在美留學畢業后赴法國戰地幫助在法的苦力華工。通過與華工的交往，他不僅認識到了苦力的“苦”，也認識到了苦力的“力”，看到了苦力身上所潛伏的力量，并認為中國民眾不是不可教，而是沒有機會享受教育。因此，他在歐戰結束返后決定對自己的終身人生志向：要為“解除苦力的苦，開發苦力的力”而奮斗。1920年7月回國后，晏陽初開始開展平民教育事業。1929年，他舉家從北平遷到河北定縣，以“宗教家”的獻身精神投入鄉村教育運動，號召知識分子“拋下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幅農夫眼鏡”，[1]“到農村去”，“和村民們一起勞動和生活”。[2]
        陶行知出生于農村家庭，在年輕讀書時，因有感于中國的貧弱落后而立下了愛國救國的宏愿：“我是一個中國人，要為中國作出一些貢獻來。”[3]“使中華大放光明于世界”。[3]在求學期間，他認識到教育是解決中國社會各種問題、實現救國的重要途徑。他認為教育是解決中國貧、愚、黨見等問題的途徑，即教育是“建設共和最必要之手續，舍教育則共和之險不可避”。[4]在教育救國思想的指引下，他在1914年赴美留學時攻讀教育學，學習實用主義教育思想。1917年回國后，他積極提出新教育，改革舊教育，探索教育救國之路。1923年，他辭掉大學教職，開始從事平民教育活動。
        1923年夏，晏陽初、陶行知等人創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該會以“除文盲,作新民”為宗旨，以“平”字為會徽，其含義是象征投身平民教育者的信念，即以自己學術上的頭腦，用自己的雙眼，為平等、公正而張望，用自己同情憐憫的心去為受苦難的人去奮斗。[5]這也是他們積極開展并全身心地投入鄉村教育事業的真實寫照，并甘愿為之付出一切。正如陶行知所說：“我們從事鄉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整個的心獻給我們三萬萬四千萬的農民。我們要向著農民燒心香。”[6]這種崇高的奉獻精神讓他甚至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也“要拼命地為中國教育找生路”。[7]
        總之，“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和向農民“燒心香”是鄉村教育運動家一生的教育奉獻精神和對鄉村教育事業的虔誠寫照。他們熱情地投身于鄉村教育，并視之為自己的終身使命和人生事業，將一生獻給了鄉村教育事業，在這一教育事業中實現自身的人生理想。因此，這也就成了他們的人生價值的訴求方式。
        二、科學的教育實踐態度
        晏陽初等人雖曾留學海外學習外國的教育思想，但他們并沒有照搬外國的教育思想和經驗，而是立足于中國社會現實，將國外的教育思想與中國社會具體情況相結合。晏陽初在開展平民教育時強調“要自尊自信，自己創造”，批評中國學者“很少有自己對問題的看法與做法”，認為“我們不應再拿外國教育去教他們（中國人），要創造一種中國教育，要用中國藥來醫治中國病，且要看清楚病源然后再去下藥”。[8]陶行知在批判舊教育“依賴天工”，“沿襲陳法”的同時，也批評教育者“率任己意”、“儀型他國”的做法，主張通過教育試驗“塞陳舊之道”，“開常新之源”，發明教育之真理，以適應教育的發展。[9]這些主張體現了他們堅持科學務實的教育態度和勇于開拓的教育精神。
        1926年秋，晏陽初選定河北定縣為“華北實驗區”,開展鄉村建設運動。他強調這“不是悲天憫人的漫無計劃的慈善救濟工作”[10]，“不是憑著良好愿望和熱情組織農民的運動”，“而是用科學的方法解決農民問題的一場科學運動”[10]。他給平教會的工作規定了“調查、研究、實驗、表證和推廣”五個步驟。這五個步驟體現了科學的教育態度。
        晏陽初非常強調調查的實用性、準確性和多樣性。他說：“調查工作不是為了調查而調查，必須要著眼于社會的實際改造，要根據建設的需要，調查事實。”要確保調查的準確性就必須到農民中間去，只有“在與農民共同生活下，才能了解農民生活的真相，才能得到正確的數字”，調查必須“通盤籌劃有多方面施以互相為用的工作，然后，才能造成可深入的環境，調查方為可能”；[2]他認為科學的社會調查是整個教育工作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然后進行研究實驗即教育試點，在實驗過程中健全和改善其方法和策略，最后是“表證推廣”，將實驗所取得的成果用表證的方法推廣到全國廣大農村。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這些思想都是他在教育實踐中對一些教育思想和方式科學地反思、批判、改造和創新的結果。他強調教育工作者必須以“敢探未發明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的實踐和創造精神探求適合鄉村教育的道路。“敢探未發明的新理”，就是大膽去探索教育的“新理”；“敢入未開化的邊疆”，就是去開辟教育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民的教育領域。
        教育是一種科學的活動，要求教育工作者不僅要具有科學的實踐態度、理論和技術，也要具有科學的探究精神。鄉村教育運動沒有流于空想或形式，是因為他們堅持科學的實踐態度和精神，對農村現狀進行了深入而科學的調查，制定了許多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
        三、充分利用生活和傳統文化作為教育資源
        教育的本質是改造生活與文化精神，所以教育與生活和文化精神是密不可分的。這就要求教育必須以生活和文化精神為中心。
        晏陽初的教育實驗和思想就是以社會生活為中心。他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就是為了解決中國人生活中的愚、貧、弱、私四大問題而提出的。學校教育是向青少年普及識字教育，生計巡回學校是訓練農民的生計技術；社會教育向農民開展農業展覽會等活動；家庭教育是對農民進行公民道德、衛生保健、生育節制等教育。此外，他還根據當地農村的風俗習慣，利用秧歌、鼓詞、民間文藝等傳統文化作為教育資源。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論也是以社會生活為中心，主張積極參與生活；社會生活需要是教育活動的依據；教與學都以“做”為中心，即教與學的內容要能夠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不斷更新。他認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營，生活所必需的教育。”“生活即教育，就是要用教育的力量，來達民之情，遂民之欲。”[9]他反對脫離社會生活的教育，認為遠離生活的教育是偽教育，脫離實踐經驗的知識是偽知識。
        此外，鄉村教育運動家還強調傳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們認為，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受到猛烈沖擊，導致中國人“都不知道民族心理，換言之，就是不明白中國民族文化的精神”，因而一些仁人志士失去了拯救中國的方向[11]。所以要想拯救中國，找到正確的出路，就必須“繼承（中國）固有文化之特殊精神，融合世界各民族文化之優點，為復興中華民族之新文化”[12]。因此，他們的教育活動也自然地以民族傳統文化作為教育資源。      傳統文化是民族自尊自信的源泉和精神家園，傳承民族文化是延續民族的生命和思想。鄉村教育運動家們以傳統文化為教育資源，扎根于鄉土文化生活。這是他們對傳統文化的透徹領悟和對社會發展的深刻認識的結果。這對于現今社會呼吁重視傳統文化的繼承與教育，避免走向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虛無主義是很有啟示意義的。
        四、以培養整個的人為教育目的
        晏陽初認為中國之所以困苦落后、受人欺凌，根本原因是我們的同胞在20世紀的文明世界而為文盲、愚昧無知，不能生存于競爭的文明世界。他認為“中國今日的生死問題，不是別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墮落，民族渙散，根本是人的問題”[2]，“社會各種問題，不自發生，自‘人’而生”[8]。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就是中國人的問題，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就必須解決中國人的問題。
        那么，如何解決中國“人的問題”？晏陽初提出“做‘整個的人’”。1928年4月，他在《平民教育概論》中說：“平民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人。做什么人？做‘整個的人’。”“整個的人”必須具備三要素：智識力、生產力和公共心。[8]針對這三要素，他提出了三種教育：一文字教育，消除文盲，使人能應用日常必需的文字，有智識力；二生計教育，使人具備生產的技能，造就能自立的國民，有生產力；三公民教育，解決人的私心問題，造就熱忱奉公的公民，有公共心。
        1933年7月，晏陽初提出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別解決中國農民存在的愚、貧、弱、私等四大問題。其中，他認為四大教育中根本的根本“就是人與人的問題”。他說：“我們辦教育，固然要注意文藝、生計、衛生，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根本的根本，就是人與人的問題，大家要都是自私自利，國家就根本不能有辦法，絕沒有復興的希望。所以我們辦公民教育，用家庭方式的教育，在家庭每個分子里，施以公民道德的訓練，使每一個分子，了解一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以發揚他們公共心的觀念。”[8]在他看來，公民道德與國家的富強休戚相關：“若我們要祖國富強，非人人有公德心不可。”[13]而“中國不富不強的緣故，是因為我們私心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們全國上下人民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那自私自利的爛心革去，換一個公心”。他認為“物質的改善只是一種方法，人的改造才是最高終極目的”[13]。他的鄉村（教育）改造就是要發揚平民潛在的智慧力量、生產力量、身體力量和組織力量，使之成為“完全且平等的共同協力人”。
        陶行知也提出要解決人的問題，培養出“整個的人”。1925年底，陶行知在做《學做一個人》演講中要求學生們做一個“整個的人”，“完全”“獨立”的人。“整個的人”的三要素是：一、要有健康的身體；二、要有獨立的思想，否則就會被“他人當作工具用”而沒有獨立的人格；三、要有獨立職業，“為的是要生利”，有自食其力的勞動能力。具備了這三要素，才是“做整個的人”，才有“獨立的人格”。[4]而他提出鄉村教育的五個目標則是：“健康的身體”、“農人的身手”、“科學的頭腦”、“藝術的趣味”、“改造社會的精神”。由此可見，“整個的人”就是身體、知識、道德、勞動能力等都得到發展的人。此外，他也強調公民道德對國家的強大具有重要作用：“欲國家之強大，必全國國民能同心努力方有濟”，但我們中國人缺乏相應的公民道德精神，所以必須通過教育“輸入國民必不可少之精神”[7]。他的平民教育運動目的則是“在使平民一面讀一點書，一面得一點做人做國民的精神”[6]。
        總之，鄉村教育運動的根本目的是培養出既懂得生產和創造生活，又具有良好道德精神的身心全面發展的“整個的人”。他們不僅是為救國、改革社會，更是為救人，使人獲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從人的問題的解決來拯救國家和改造社會。
        總之，鄉村教育運動家開展平民教育運動，試圖通過教育改造農村，進而改造社會，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在當時產生了積極而廣泛的影響。雖然他們的教育實踐和思想具有一定的時代性和局限性，但其所留下的教育歷史資源，對當今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如何促使自身覺醒，闡釋個體教育人生，如何在教育改革中定位自己，如何利用傳統文化資等方面都是應該有所借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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